“面对罪犯子女，你会怎么办？”
是鄙视，冷漠，视而不见，任其沦落进而推向犯罪的后备队？还是正视，包容，一视同仁，使其破碎的心灵能在一个健康、温馨的环境中得以恢复，得以成长？这是未来出版社最近刚刚出版的《在离开父母的日子里》（2000年2月版，以下简称《日子里》）向人们提出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的确，当这个看似简单，而又十分尖锐、复杂、棘手的问题真正摆在面前的时候，许多人都会陷入一时的茫然，或避而不谈，或不知所措。对于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过去未曾想过，外国人也不曾想，就连那些自称是维权领袖的国家也不曾有，整个世界范围内似乎都对眼前这个客观现实显得麻木不仁。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人们的心理和传统习惯上都不愿意接受的一个事实：他们的父母都是令人憎恶的罪犯。
对于这样一个反思维、反仁爱、反怜慈和具有传统惯性制约的重大问题，1996年5月以来出现在中国陕西三原、宝鸡、西安的三个规模并不算很大的罪犯子女儿童村曾以郑重的、具有挑战式的实际行动给了一个很好的回答。他们以自己的心态和行为促成了从鄙视到怜悯再到救助等几个思维阶段的重大跨越，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维护人权、人道、人情事业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具有了冲出迷雾、以石击水、突破禁区、跃进人间的又一个高度文明的意义。而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本《日子里》，正是以它浓浓的笔墨忠实地记载了这一文明善事的筹备、诞生和发展的全过程，从而实现了这一反传统、反株连善举的最全面、最大限度的记载，并通过这种记载，向人们传达了一种新型的时代理念，达到时空和心理的大范围的辐射和张扬。
捧读《日子里》，不由使人的心在颤抖，甚至泪洒书眉，人们的思维在不断地感知和思索中得以升华。那些母死父囚后无故儿童的沦落史，那些濒临生存极限上挣扎中所显示出的令人心寒落泪的残酷现实，那些大墙内外亲情撞击时的感召和呼唤，那些创业者百家“化缘”，千里寻孤，施仁、施师、施母中所渗透出的事业感和人间真情，以及党和政府、国际友人的真知关爱中所透射出的淙淙暖流……一切的一切，都凝结成一种力量，进而升腾为一种强烈的呐喊和社会责任感。
在这里，使人似乎体会到一种情感，这是人间除去一切私心杂念后残留的最原始、最纯净、最本真的情感，正是这种真挚情感，才使得一批无故儿童得到了救助，才使得罪父罪母的良知在不断的自谴自责中得以感化和复苏。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甚至起到了许多专政工具无法替代的作用，而《日子里》则是通过这种情感的纪实描写，使这种感知作用达到最大化。
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罪犯子女儿童村，正如司法部副部长刘?所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儿童村本身。”的确，我们应当具有这样一种共识，正确认识无故的儿童，区分罪犯和罪犯子女，使他们本应有的人格人权得以保护和尊重，应当是我国维护人的生存权和生命权利这一最高原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是人类善情良知的扩展和延伸，而且是对世界维权运动的积极探索和郑重宣言。而《日子里》的成功则是它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看似普通，实则重大深远的全新题材，以高超的视角基点、广阔的视角氛围，发现并紧紧地抓住了这一既救助生活，又拯救心灵的超越慈善，超越人情，足以体现中华民族施仁施爱整体形象的重大课题，以积极的姿态宣扬了一种新的时代观念与政治道德。以俯瞰、仰望、平视、环顾等多角度的视角特征，显示了内容、结构和主旨的完美结合，不仅体现了作者高超的选题能力，而且也奠定了它本身在书林书海中的独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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